□朱轶楠
　　去拜见80岁高龄的许时升老师时，他只是叫了一声我的全名，便一下子将我拉回到三十年前的高中时代。那时他是我的英语老师，也是班主任、副校长。现在的他，虽然行动略有不便，但依然人高马大，浓眉阔目，西装笔挺，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现在听他叫我，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紧张。
　　在阔别的这些年里，许老师离开了合肥，辗转在天南地北好几所学校当校长。他说：“别人年纪大了，游山玩水，我也一样，只不过是在教育的山水中游历。我原本并非师范毕业，为人父母之后内心便升腾起对下一代的关注，于是怀揣一腔教育热情做了老师。”那天下午我和许老师畅谈，聊教育、聊教学、聊管理、聊他正在研究的课题……一直到华灯初上。
　　就像在学校时一样，聊着聊着许老师问我：“最近遇到了什么困难吗？”刚当上副校长的我因为不熟悉工作，与一个领导发生了误会。
　　“这事发生多久了？”许老师问我。“一个多月了。”我很是委屈。“这种问题最好尽快解释清楚，时间越长越麻烦，”许老师看我一脸懊丧，慢慢地说：“你要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该道歉的要道歉，该承担的责任要承担。”他直言不讳，一语道破我的缺点，看穿我的不足，又耐心地提出解决方案。我有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之感，重新做回放学后被留下订正作业的学生。和许老师分开时，他给我两本他签名的书，一本给我，一本赠给那位领导。
　　走在苍茫的暮色中，思绪密云一般翻涌，一个老师到底能教给学生多少？高中时，许老师的英语课总有我们期待的旋律，他今天吹小号，明天拉手风琴，后天又带我们去音乐教室上课，因为他可以边弹钢琴边教我们唱英文歌——到现在我还记得情态动词是通过欧美金曲Letitbe学的；他每年去美国的亲戚家，回来时都带一本最新的词典，是他告诉我们“语言是活的”，有些词语会衰亡，有些会新生；只要有外国朋友来合肥，他就一定会拉着朋友来给我们上一节口语课；他还让我们表演英语课本剧，表演通过闭路电视向整个单位传送信号，想想看，那应该就是最早的直播吧！
　　还记得高二时，我化学很差，化学老师找他投诉：“父母都是搞化工的，这孩子化学怎么一窍不通？”我羞愧地低着头只顾掉眼泪，许老师支走了化学老师，转身对我说：“化学和英语是相通的，你看都是英文字符，加几个数字就是了，你英语那么好，化学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无非就是多背背嘛！”许老师的信任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用了一个假期背完了化学书，会考的时候拿到了优秀。
　　许老师会用最不经意的方式让每个孩子感到“自己是被老师钟爱的唯一”。像我这样英语成绩原本相当一般的学生，就是在许老师一次次的点亮中获取了语言学习的信心，也正是因为英语的优势，让我后来在求职时披荆斩棘，从媒体到外企，频繁穿梭在北京、上海和纽约之间。
　　不论何时，我总能从许老师身上收获新知，更能收获力量。教坛60载，他无一日懈怠，功成名就后依然耐心、谦和，依然是三十年前站在我们身边的他。在当他的学生时，我根本不懂特级教师、全国政协委员的含金量，只知道他和每个学生说的话都不一样，用时髦的话来说，许老师从知识传递者变为学习生态设计师。“当家方晓柴米贵，养儿才知报娘恩”，这句话对于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来说，有着另外一番含义——只有自己当了老师，才能真正理解当年的老师。在我的心中，许老师是最完美的老师，是最了不起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