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博物院幽深的展厅里，一件西汉时期的青铜鼎静卧在柔光下。鼎体通高44.6厘米，鼎身口径40厘米，耳高16厘米，盖口径46.8厘米。鼎由器盖与器身构成，盖顶呈圆弧形隆起，与器身通过子母口精密咬合。鼎腹两侧设外撇环形双耳，底部有三个蹄形足，整体造型庄重典雅。鼎内设十字形隔断，中心空格呈圆形，鼎腔分为独立五格，可同时盛放不同种类的食物。这就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分格鼎”。西汉铜分格鼎为西汉江都易王刘非陵墓的随葬品，是国内首次考古发现的特殊形制青铜器。这尊鼎出土时伴随两套染器，印证了西汉贵族以酱料烹煎肉食的饮食习惯。作为黄肠题凑葬制中庖厨区的代表性器物，其为研究西汉诸侯王葬仪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现在的人们觉得重庆九宫格火锅很神奇，大概不会想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已经有这种巧思了。
　　这尊分格鼎可不是普通的炊具，而是“礼”与“食”结合的象征，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体现。从大禹铸九鼎开始，鼎就是权力的象征，从“问鼎中原”一词便可见一斑。
　　这件出土于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的文物，目睹过西汉贵族的宴饮盛况。江都易王刘非是汉景帝的儿子，其宴席十分讲究，《周礼·天官·亨人》中便有“掌共鼎镬”的记载。这尊分格鼎的妙处在于把“礼”融入日常饮食的细节中。
　　可以想象在江都易王的宴席上，这尊分格鼎中间那一格大概会放珍贵的熊蹯鹿腓，剩下四格依次是豕肉、羊肉、雉鸡、鲜鱼，不同的肉食在不同格子里熬煮，各自保持原味，下面相通的汤水又让它们彼此交融渗透，暗合了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礼记·曲礼》记载：“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好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样复杂的空间秩序不仅彰显了贵族生活的奢靡，更是“明贵贱”的礼制核心的直接体现。
　　这种分格而食的智慧，并没有因为青铜时代的远去而消失，反而在中华饮食长河中不断演变。到了唐朝，古鼎形风炉成了文人雅士的冬日佳选，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诗句，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与亲友围着火炉喝酒的样子；宋朝的市井里，“暖宴”上的火锅香味在汴京城的街巷里飘荡，《东京梦华录》就曾记载这一热闹场景——“十月朔，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到了清乾隆年间，“千叟宴”把火锅吃法发挥到极致，上千口锅一起煮东西吃的场景蔚为壮观，火锅从贵族府邸走进了百姓家中。
　　从青铜到陶瓷，从五格到九宫，火锅的形态一直在变，但那份分而食之、围炉共话的愿望始终未变。如今我们面对翻滚的九宫格火锅大快朵颐时，那将各种食材分开的铜片，何尝不是西汉铜分格鼎的遥远回响呢？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用鼎镬来区分尊卑，但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对不同口味的包容，以及对围炉共食这一仪式的执着，依旧如两千多年前一样。
　　这尊西汉铜分格鼎，不仅是珍贵的文物，还是解读中华文化“食礼”的宝典。在这鼎食声中，我们听到的不单是历史的回响，还是千年文明蓬勃的心跳声——每次围炉都是在书写鼎中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