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伴随着我长大的。
　　一种是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尖利，急促，像冬夜里骤然折断的冰凌。那声音总在黄昏时分，从母亲带回来的教案本和成绩单的缝隙里溢出来。另一种，是锅铲与铁锅碰撞的声响，清脆，热闹，带着油烟的踏实气息。这两种声音，如同昼与夜，将我的母亲划分成两种角色——在讲台上眼神锐利、不苟言笑的班主任，与在灶台前额发濡湿、任劳任怨的母亲。
　　在学校里，她是“王老师”。她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上响起，清脆，笃定，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她的目光能穿透喧闹，瞬间让教室鸦雀无声。我混在一群孩子中间，和其他人一样，怯怯地喊她“王老师”。她表扬过许多人，却极少表扬我；她的批评，公正得近乎严苛，不曾因我是她的儿子而减去半分。我那时觉得，她的心像一块被均分了许多份的黑板，上面写满了公式、定理与班级守则，而属于我的那一角，总是最小，也最容易被擦去。
　　放学后，我们总是一起走回家，那是我最煎熬的时光。她常常沉默着，眉头微蹙，仿佛还在思索着班上某个学生问过的难题。我跟在她身后，像一个沉默的影子，不敢打扰她的“班主任”状态。直到推开家门，她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罩衣，系上围裙，走向水声哗哗的厨房，那个凌厉的“王老师”才仿佛被水汽一点点融化、稀释。她开始问我一些琐碎的问题：“今天冷不冷？”“中午的排骨吃完了吗？”声音是疲惫的，也是柔软的。
　　然而，那根属于班主任的、无形的粉笔，似乎总在不经意间划向我们的餐桌。她有时会忽然停下夹菜的筷子，纠正我一个字的发音；会在我讲述与同学玩耍的趣事时，敏锐地指出其中某个情节反映出的“纪律问题”。于是，家的边界变得模糊而脆弱。我常常觉得，我拥有母亲的背影——那个在厨房里忙碌的、温热的背影；却不得不时常面对“王老师”的正脸——那张在灯下检查我作业时，严肃而专注的脸。
　　这种分裂感，在我升入她所任教的班级后达到了顶峰。我必须比任何人都遵守纪律，我的作业必须比任何人都工整。我拼命地学习，近乎讨好地努力。在潜意识里，我或许只是想从“王老师”那里，换来一句独属于“母亲”的、不带审视的嘉许。
　　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夜晚，来得悄无声息。我半夜被渴醒，趿拉着鞋走出房门，看见书房的门开着一条缝。我悄悄走过去。母亲还在书桌前坐着，台灯的光晕将她的侧影勾勒得有些单薄。她不是在批改作业，而是在看一本厚厚的、封面已磨损的笔记本。我认得，那是她的“学生情况记录本”。我屏息看着。她的手指正缓缓地、一遍遍地摩挲着本子上的某一页。许久后，她极轻地俯下身，将额头贴在了那一页纸上，像一个疲惫已极的旅人，在汲取最后的温暖。
　　那一刻，我忽然看懂了。那被她的额头贴着的，正是写着我名字的那一页。
　　我退回黑暗里，心脏被一种厚重而酸楚的柔情攥紧。原来，她从未将她的心均分。她只是把属于“母亲”的那一整块，悄悄地、笨拙地，写进了“班主任”的职责里。用她的严苛，为我圈出一片不受非议的净土；用她的不偏袒，为我铸就一身无懈可击的铠甲。那尖利的粉笔声，划下的不是界限，而是深沉的、无言的庇护。
　　第二天吃早餐时，母亲依旧沉默。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她鬓边几根清晰的白发上。我默默喝完粥，起身背起书包。走到门口，我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用一种尽量清晰、愉悦的声音说：
　　“王老师，我上学去了！”
　　我没有唤她“妈妈”。但我知道，在这一声恭敬的、属于学生的告别里，我倾注了一个儿子所有的、迟来的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