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舒悦
　　从青藏高原的垂直植被到我国台湾的多样生态，从新疆戈壁的耐旱植物到亚马孙雨林的繁茂物种，他对植物的考察足迹遍布全球；从自然保护区到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他为守护国家生物战略资源安全构筑起坚实屏障……
　　他就是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
　　草木知心：从自然启蒙到学术奠基
　　吴征镒与植物的不解之缘始于童年。年幼的他常常翻阅父亲书房中的《植物名实图考》，以“看图识字”的方式初识扬州的花草树木，自此心中埋下了植物学的种子。15岁跳级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现江苏省扬州中学）后，吴征镒得到了教师唐燿的鼓励和支持，在班上举办自采植物标本展览会，唐燿把吴征镒对植物的稚趣转变为志趣，引领他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
　　1937年，吴征镒大学毕业之际，抗战烽火四起。他毅然追随李继侗加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迁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跋涉至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助教。这段艰辛的迁徙之旅，让他对沿途丰富的植被特别是云南的植物有了深刻认识——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着13000多种高等植物，占全国植物种类半数以上。
　　自1942年起，吴征镒花了10年时间，依据吴韫珍的《中国植物名录》和Thunberg模式标本照片，制作了3万张植物卡片，并在卡片上逐一对植物的采集人/地、地理分布、主要研究文献、生境条件等作了详尽记录，几乎涵盖全中国的植物。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卡片，1950年以前关于中国植物的文献记载和相关资料才不至于缺失，若干年后我国的植物分类研究以及《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才有了最为基础和重要的资料。
　　绿野拓荒：新中国植物学的开拓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国科学院在竺可桢副院长的统筹领导下，开启了全国范围的综合科学考察工作。
　　195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吴征镒肩负国家重托，率队到海南西部、东部及雷州半岛，对橡胶种植环境展开系统考察。此后的1953至1955年间，他继续带领综合考察队辗转海南、粤西、桂西南等地，在热带季雨林特别是次生林和灌草丛的植被分布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通过实地考察，他对热带北缘地区独特的季风气候、台风影响、寒潮侵袭以及石灰岩区干旱特征有了深刻认识，并据此重新修订了植被分区中关于热带植被的论述。基于这些考察成果，吴征镒与专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在北纬18°至24°地区发展橡胶种植的可行性方案。这项工作于1982年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955年，吴征镒参与中苏云南热带森林生物资源综合考察。在为期3年的考察中，他的足迹遍及云南保山、德宏、红河、思茅等地区，重点研究了紫胶虫寄主植物及其相关的动植物区系与生态环境。1958年，中苏专家商议达成共识，在景洪县大勐龙小街曼养广村建立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在探索过程中，他与蔡希陶等科学家敏锐地发现，单一橡胶林与热带雨林复杂的多层次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发现启发他们思考：能否将天然群落中有关的自然规律运用到人工的经济林中？由此，他们开创性地提出了“人造雨林”构想，即人工多层多种植物群落的构想，并于1960年成功建立了世界上首个模拟热带雨林的人工生态系统。
　　“所有的古植物都汇集在云南，我觉得云南是一块研究植物的宝地。”吴征镒曾说，1958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怀着对植物王国的向往、对植物学不断钻研的渴望，毅然从北京举家迁往云南，来到新建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任所长。
　　同年，昆明植物所召开所务扩大会议，吴征镒提出了“两条战线，三个战场，八个兵种，建设综合研究所”的战略规划，重点围绕植物种水平和群落水平两方面，在云南热带、亚热带及高山地区开展工作。规划不仅涵盖了植物分类和区系地理，还包括植物资源化学、植物生理、植物栽培、植物形态、广义植物群落、植物土壤和植物小气候等多个学科领域。他从云南植物种类和资源的丰富性、特殊性出发，提出“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群芳争艳，万紫千红”的战略发展方向和目标，使昆明植物所逐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1958年，为了保护云南经济及科研价值高的动植物，进一步合理利用动植物资源，吴征镒与寿振黄向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方案，得到了大力支持。截至2010年，云南建成161个自然保护区，占全省面积7.6%，其中包括1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75年，吴征镒首次进藏，考察喜马拉雅山北坡的植被和青藏高原面的植物区系。次年二次进藏，仔细考察了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分水岭植被垂直带的分异。这些考察让他对青藏高原的植被分布及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的联系有了突破性认识。1982年，吴征镒穿越祁连山考察新疆戈壁荒漠，首次系统研究了干旱区植物资源。1987年，他再赴新疆，对天山云杉林、旱生草甸及短命植物进行考察，认识到了新疆植物在全球生态中的特殊地位。
　　1998年完成我国台湾植物考察后，吴征镒欣慰地说：“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我基本都到了。”他还曾说，“弄清中国植物区系的来龙去脉，基本查清中国植物的种类，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典册千秋：学术遗产与精神丰碑
　　1959年10月，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吴征镒为编委之一。初期，他参与编撰唇形科、虎耳草科、蓼科和爵床科等的检索表；同时带领昆明植物所团队承担唇形科植物志的编研任务。1973年，吴征镒任副主编，1987年任主编，任主编期间，《中国植物志》共出版82卷册，约占全志的2/3。
　　2004年，历经45年的漫长历程，《中国植物志》出版，共计80卷126册，记录中国植物3万余种，附有9000多幅图版，是目前世界上卷册最多、体量最大的一部植物志。2010年，“《中国植物志》编研”获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吴征镒曾精辟地阐述该书的价值：“《中国植物志》系统整理了中国植物，按分类体系排列，分科、分属，并提供科、属检索表，依据形态特征进行区分。例如栽培稻与野生稻的区别与联系。该书的功能在于厘清植物分布范围（中国及全球）、历史用途记录，并通过亲缘关系与系统发育分析关联物种。其性质相当于植物的户籍登记系统。”
　　为了更好地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1978年，吴征镒创办昆明植物所学术刊物——《云南植物研究》（2010年更名为《植物分类与植物资源学报》），并将自己新撰写的《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一文投稿于首期发表。1988年，他开始主持由中美合作编纂的FloraofChina的出版工作，并担任主编十余年，对每卷内容都给出了详细的审稿意见。2013年，Florao f China出版，获得了全球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1995年，吴征镒（右三）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6年，90岁的吴征镒毅然接过了《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的重任，他将1911年之前的中国历史植物的记载一一标注整理，为各种植物附上国际通用的拉丁学名。长期的伏案工作使他的视力严重受损，但这位鲐背之年的科学家依然坚持工作。吴征镒说：“《中华大典》是我们民族走向世界的重大工程，不管有多难，我都要尽快把所有设置的典籍框架搭建起来，希望能看到《中华大典》出版的那一天。”
　　人们常以“植物电脑”赞誉吴征镒渊博的植物学造诣，而他只是谦逊地回应：“这不过是年岁积累。比较起来，我只是比他人多吃几颗盐、多过几条河而已。”
　　（据《中国科学报》2025年8月15日第4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