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讲台上攥紧半截粉笔时，指腹触到那层细密的粉笔灰，我忽然想起了王老师——想起她指间总沾着的红墨水，想起她办公桌上那盏总亮到黄昏的灯，想起高二那年，她蹲在教室后门处，轻轻拍掉我裤脚上的灰尘。
　　那年我是班里出了名的“数学瘸腿”，第一次月考卷上的红叉像深秋的霜叶，密密麻麻落满了纸页。我蹲在后门的阴影里哭，眼泪掉在水泥地上，晕开小小的湿痕。王老师走过来，手里还捏着刚改到一半的试卷，红笔尖悬在半空。她没说“别哭”，也没说“加油”，而是蹲下身把我的错题本拉到膝头，用红笔在最难的那道题旁画了个圈，说：“你看，这道题像不像你没拼完的拼图？咱们把‘零件’拆下来，一个一个装。”
　　她的办公室在教学楼西角，窗玻璃上爬着老藤，傍晚的夕阳会穿过藤蔓，在教案本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天她从最基础的二次函数图像讲起，草稿纸写了一张又一张，红笔在关键步骤上画的圈像一串小太阳。我总绕不过“韦达定理”的弯，急得把笔杆咬出牙印，她从抽屉里摸出一颗水果糖，说：“别急，老师当年学这个，草稿纸堆得比课本还厚。”直到暮色漫进窗户，她把写满思路的草稿纸折成小方块，塞进我掌心说：“明天早自习来，咱们再‘拼’两道。”
　　后来的日子，她的办公桌上总有为我留的半杯茶。有时是晚自习后，我抱着错题本跑过去，她刚改完一摞试卷，指尖还沾着红墨水，却先给我倒了杯热水；有时是周末，空荡的教室里，她用粉笔在黑板上写满公式，阳光落在她微驼的背上，把粉笔灰照成了金粉。高考前最后一节课，她把全班同学的准考证按学号排好，像捧着一张张通往远方的车票。轮到我时，她的指尖在准考证照片上轻轻点了点，说：“别怕，你写过的每一道题都是铺向未来的路。”我走出教室时，回头看见她正弯腰捡起地上的粉笔头，她的鬓角竟有了几缕银丝。
　　再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那天回母校，王老师的办公室还是老样子，只是窗台上多了盆绿萝，叶子垂到教案本上。她拉着我坐在藤椅上，照例给我倒了杯茶。“要当老师了？”她笑着说，指尖划过桌上的学生名单，“讲台三尺，看着小，却能装下好多人的一辈子。”那时我只知道点头，不懂她眼里的光是用多少个清晨与黄昏熬出来的。
　　直到去年秋天，我站上了讲台。第一次批改作业到深夜，红笔在作业本上勾勾画画，我忽然发现某个学生的字迹像极了当年把辅助线画得歪歪扭扭的我；第一次在课堂上，有个小姑娘举着课本怯生生地说“老师，我还是不懂”，我蹲下来，把她的错题本拉到膝头，像王老师当年那样，把难题拆成“小零件”；第一次收到学生的贺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老师，您的声音像春天的风”……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王老师办公桌上的茶，想起她捡粉笔头的背影，想起她那句“能装下好多人的一辈子”——原来有些话，要等自己成了“您”，才能听懂。
　　上次带学生春游，路过一片桃林，粉白的花簌簌落在肩头。有个小男生拉着我的手问：“老师，我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风把花瓣吹到他的发梢，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说：“会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像这棵桃树，总会开花结果。”话音刚落，忽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傍晚，王老师也是这样蹲在我面前，把希望折进了草稿纸里。原来“桃李”从不只是枝头沉甸甸的果实，还是某个深夜学生递来的半块橡皮，是毕业多年后路口突然响起的一声“老师好”，是当你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也看到了无数个正在生长的春苗。
　　前几天给王老师打电话，她的声音依旧温柔：“听说你班上的孩子都很喜欢你，真好啊。”我笑着说：“是您教我的，要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电话那头传来她的笑声，像当年的水果糖，让人心里暖洋洋的。挂电话前，我轻声说：“王老师，谢谢您。”
　　放下手机，我走到窗前，看着楼下奔跑的学生，忽然懂了师恩的模样——是一场安静的传承。当年她把光传递给我，如今我把光传递给学生；当年我不懂一声“老师”的重量，如今站在讲台上才明白，那是用细心、耐心和爱心一点点拼起来的，比阳光更耀眼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