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困境中创造美好
——读蒋蓝《苏海鲸波:苏东坡传》
字数:1253
2025-09-03
版名:悦读
□倪 涛
楼下的银杏开始泛黄,我抱着蒋蓝的《苏海鲸波:苏东坡传》坐在藤椅上。这部传记由作家出版社于2025年推出,像一幅铺展在秋日阳光下的宋式绢本长卷。四十余万字里,不仅藏着苏东坡的生命轨迹,还蕴含着他“于困境中创造美好”的人生智慧。
全书循着“眉山溯源—黄州蜕变—杭州治水—岭南终老”的地理轨迹,将苏东坡的一生划分为六个章节,既呈现仕途起伏的“高开低走”,更铺展精神成长的“低开高走”。其中,散落着“纡竹”“刀剑”“天石砚”等百余个关键词。比如,对“纡竹”一词的解读,藏着宋代文人“不可居无竹”的君子品格。苏轼在黄州种竹、画竹、咏竹,以竹之劲节喻己之傲骨,恰合《礼记》“竹箭之有筠,松柏之有心”的比德传统,更印证了“外在物象是内心坚守的镜像”。人在困境中与坚韧之物同行,精神便有了依托。
在内容铺陈方面,蒋蓝并未聚焦于传统传记所关注的文学成就,而是深入挖掘与宋代民生、民俗深度交织的生活脉络。比如,他描述了苏东坡在杭州疏浚西湖,效仿白居易修筑“苏堤”一事。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水患问题,还便利了民生。宋代城市水利本就十分发达,“经世致用”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在《艾子杂说》中,苏轼以博物学家的好奇心记录“貘”的习性,这恰好契合宋代“格物致知”的学术风气。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便处于被贬谪的境地,对万物的热爱仍能使苏东坡保持蓬勃活力。
书中关于“少年带刀剑”的侠气记载,进一步颠覆了世人对东坡的刻板印象。宋代虽秉持重文轻武的理念,但“儒侠”传统依旧存在。苏轼年少时“好击剑,喜任侠”,《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所展现的豪情,正是这一传统的诗意体现。它让我们看到一个能在刀光剑影与竹影梅香间自如穿梭的立体形象,更让我们领悟到“人的精神绝非单一面相”。既有“竹影扫阶尘不动”的宁静之气,又有“会挽雕弓如满月”的豪迈之气,这才是完整的生命姿态。
书中并未刻意渲染被贬谪的悲戚,反倒细致描写了苏东坡如何用粗陶碗盛起自酿的米酒。宋代文人饮酒注重“雅集”,苏轼却在黄州“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以粗陶碗替代玉樽,品出的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然。最令我动容的,是书中对《定风波》创作背景的描写。字里行间,处处透着宋代文化的底蕴,更蕴含着“境遇与心境”的核心哲理。蒋蓝写道:“那是黄州一个微寒的春日,苏东坡与友人冒雨前行。同行者皆狼狈不堪,唯有他‘竹杖芒鞋轻胜马’。”苏轼在黄州,一面承受着“乌台诗案”的余悸,一面在禅宗思想中探寻解脱之道。他与佛印禅师的交往,对《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领悟,最终化为“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
合上书页,暮色已然漫过书桌。檐角的风铃在秋风中轻轻作响,我忽然忆起蒋蓝在书中所写的一句话:“苏东坡将贬谪之路,走成了寻味之路、寻诗之路、寻心之路。”这何尝不是对宋代文人精神的当代呼应,更道出了“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的体验”。重要的并非走在何种道路上,而是以怎样的心态去行走。贬谪之路本是苦涩的,但倘若能从中探寻到食物的滋味、诗歌的意境、内心的安宁,这条路便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生命于困境中始终能创造出美好。
楼下的银杏开始泛黄,我抱着蒋蓝的《苏海鲸波:苏东坡传》坐在藤椅上。这部传记由作家出版社于2025年推出,像一幅铺展在秋日阳光下的宋式绢本长卷。四十余万字里,不仅藏着苏东坡的生命轨迹,还蕴含着他“于困境中创造美好”的人生智慧。
全书循着“眉山溯源—黄州蜕变—杭州治水—岭南终老”的地理轨迹,将苏东坡的一生划分为六个章节,既呈现仕途起伏的“高开低走”,更铺展精神成长的“低开高走”。其中,散落着“纡竹”“刀剑”“天石砚”等百余个关键词。比如,对“纡竹”一词的解读,藏着宋代文人“不可居无竹”的君子品格。苏轼在黄州种竹、画竹、咏竹,以竹之劲节喻己之傲骨,恰合《礼记》“竹箭之有筠,松柏之有心”的比德传统,更印证了“外在物象是内心坚守的镜像”。人在困境中与坚韧之物同行,精神便有了依托。
在内容铺陈方面,蒋蓝并未聚焦于传统传记所关注的文学成就,而是深入挖掘与宋代民生、民俗深度交织的生活脉络。比如,他描述了苏东坡在杭州疏浚西湖,效仿白居易修筑“苏堤”一事。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水患问题,还便利了民生。宋代城市水利本就十分发达,“经世致用”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在《艾子杂说》中,苏轼以博物学家的好奇心记录“貘”的习性,这恰好契合宋代“格物致知”的学术风气。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便处于被贬谪的境地,对万物的热爱仍能使苏东坡保持蓬勃活力。
书中关于“少年带刀剑”的侠气记载,进一步颠覆了世人对东坡的刻板印象。宋代虽秉持重文轻武的理念,但“儒侠”传统依旧存在。苏轼年少时“好击剑,喜任侠”,《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所展现的豪情,正是这一传统的诗意体现。它让我们看到一个能在刀光剑影与竹影梅香间自如穿梭的立体形象,更让我们领悟到“人的精神绝非单一面相”。既有“竹影扫阶尘不动”的宁静之气,又有“会挽雕弓如满月”的豪迈之气,这才是完整的生命姿态。
书中并未刻意渲染被贬谪的悲戚,反倒细致描写了苏东坡如何用粗陶碗盛起自酿的米酒。宋代文人饮酒注重“雅集”,苏轼却在黄州“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以粗陶碗替代玉樽,品出的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然。最令我动容的,是书中对《定风波》创作背景的描写。字里行间,处处透着宋代文化的底蕴,更蕴含着“境遇与心境”的核心哲理。蒋蓝写道:“那是黄州一个微寒的春日,苏东坡与友人冒雨前行。同行者皆狼狈不堪,唯有他‘竹杖芒鞋轻胜马’。”苏轼在黄州,一面承受着“乌台诗案”的余悸,一面在禅宗思想中探寻解脱之道。他与佛印禅师的交往,对《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领悟,最终化为“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
合上书页,暮色已然漫过书桌。檐角的风铃在秋风中轻轻作响,我忽然忆起蒋蓝在书中所写的一句话:“苏东坡将贬谪之路,走成了寻味之路、寻诗之路、寻心之路。”这何尝不是对宋代文人精神的当代呼应,更道出了“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的体验”。重要的并非走在何种道路上,而是以怎样的心态去行走。贬谪之路本是苦涩的,但倘若能从中探寻到食物的滋味、诗歌的意境、内心的安宁,这条路便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生命于困境中始终能创造出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