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师，我常对家长说：“教育的核心是看见孩子。”赵刚老师家庭教育讲座上那张“离失败家长有多远”的清单，让我在20项标签里看到了自己——原来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教育者”，回到家也会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这份清单，成了我撕掉标签、开启“三重修行”的起点。
　　一、言语转向：从“否定”到“点亮”
　　同事总夸我对学生有耐心：在学生作品上，我会画小太阳批注“你记得霞光从粉变紫呢”；波浪线的猫尾，我会圈起来写“这尾巴像在摇，风都跟着动起来”。这些肯定，让孩子知道自己“没说出口的观察”被真切看见。
　　对女儿，我却判若两人。她一年级时，我总压着火气：“‘太’怎么又写成‘大’！”“书包怎么又收拾不好！”这些“怎么又”像细针扎在她心上。直到她摔下铅笔哭道：“妈妈对学生从不说‘怎么又’，为什么只挑我的错？我的画被贴在教室后墙，你都没夸过……”
　　女儿的话道出我的双重标准。赵刚老师说：“家长的语言有能量，批评是减法，表扬是加法。”我忽然想起给学生写满具体进步事项的成长手册，却从没给女儿列过“优点清单”。那晚，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今天主动收玩具，比昨天快三分钟；口算错两题，书写更整齐。”第二天她捏着纸条看了很久，抬头说：“妈妈，我今天还能再进步。”
　　如今我学会“用显微镜看进步，用望远镜看不足”。她背课文卡壳，我就说：“这一段比昨天多读对三个字，再试一次更顺。”原来孩子要的不是敷衍的“你真棒”，而是被看见的认真——这恰是我曾给学生的光。
　  二、行为示范：从“言传”到“身教”
　　赵刚老师展示的数据让我脸颊发烫：家长每天刷手机超2小时的家庭，孩子出现专注力问题的概率是其他家庭的3倍。
　　那段时间，晚饭后我总瘫在沙发上刷视频。她凑来问：“妈妈在看什么？”我便挥手说：“没什么，快去画画。”直到发现她偷拿我手机看动画片，我劈头责骂，她却委屈反问：“妈妈可以看，我为什么不行？”
　　那一刻，苏霍姆林斯基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孩子的眼睛是摄像机，大脑是录音机。”我开始改变：她画画时，我铺开画纸；她读绘本时，我翻开书。她惊讶：“妈妈今天不看手机了？”我指指画板：“你画小公主，妈妈画我们家的小狗，好吗？”
　　改变悄然发生。如今她会主动提议：“妈妈，今天都不看手机，我们下五子棋吧。”
　　三、放手赋能：从“包办”到“陪伴”
　　赵刚老师讲述的“神童退学”案例，如警钟长鸣：那位妈妈包办一切，孩子考入名校却因生活不能自理被退学。这直击我的痛点——女儿的书桌上书本零食堆在一起，铅笔秃了也不知道削，因为她笃信“妈妈会做”。
　　我决定“袖手旁观”。第一次让她自己整理书包，语文书进了数学包，作业本折得像咸菜干。我咬牙没插手，第二天她因为找不到试卷大哭。晚上我蹲下问：“要不要一起想办法不丢东西？”我们合作贴科目标签，划分书桌区域。她学得慢，有时橡皮掉进桌缝急得跺脚，我安慰：“妈妈第一次整理作业，也弄混过两个班的卷子呢。”
　　三个月后，她不仅能收拾书包，还会在睡前把第二天要穿的袜子摆好。家长会上，她举着“劳动小能手”奖状雀跃：“这是我和妈妈一起练出来的！”我豁然开朗：所谓成长，就是允许孩子慢慢来。
　　身为教师，我们在家长会上告诫家长要“多鼓励、少包办”，转身却对自己的孩子斥责“你怎么这么笨”，或在孩子分享时紧盯工作群。赵刚老师的讲座，照亮了我们这些“教师家长”的“灯下黑”。
　　哪有“失败的家长”，不过是忘了“教育者亦是终身学习者”的普通人。孩子初为人子，我们初为父母，本就是并肩成长的同路人。最好的教育，是和孩子一起把“做不好”变成“再试试”。
　　如今笔记本上的“失败标签”已划去大半，换成了鲜活的“成长记录”。未来纵有磕绊，只要蹲下身，和孩子站在同一高度看世界，就能撕掉标签，成为他们眼中“会犯错、愿改正”的好大人。这便是为人父母与师者最动人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