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位多情的诗人，不会用平平仄仄的诗句讴歌我钟爱的教育事业；我不是一位睿智的哲人，不会用深邃的哲理阐明我人生的价值，我只能用勤劳的双手在键盘上敲出耕耘教坛的轨迹。

　　1983年9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踏上讲台。那一日，天高云淡，阳光从教室的南窗斜射进来，在水泥地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那年我刚满22岁，脸上还带着几分未脱的稚气。当校长领我走进初三（1）班教室时，我手心沁出的汗水，洇湿了教案本的边缘。
　　“这是新来的王老师，今天给你们试讲一堂语文课。”校长说完便走到教室后面坐下了。我看到后面还有几位老师早已坐成一排，都是来听我试讲的。我与台下四十多双眼睛对视，那些眼睛里有好奇，有怀疑，也有漠然。
　　我讲的是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声音起初有些低沉，后来渐渐平稳高昂。我讲到朱德的母亲同情贫苦人以及支持作者走上革命道路时，竟忘了紧张，穿插起自己的母亲支持勉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的事例来。不知不觉间，下课铃响了。走出教室时，我的衬衫早已湿透。
　　这一试讲后，我便一直站在讲台上30余年。
　　当教师，是信守“述而不作”的古训，当一名教书匠？还是做一个学者型、研究型的教师？我选择了后者。20世纪90年代初，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语文天地》杂志社聘请我担任特约通讯员，从此，我开始了教学文章的写作，细心构思，精心修改，专心誊抄，寄出去却一直没有回音。怎么办？我决定放下笔继续修炼。于是，文史哲广泛涉猎，报刊用心浏览。广泛的阅读再次燃起我写作的热情，我尝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撰写教研文章，虽未能触及教育研究的深邃内核，但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累累硕果：我的500多篇教研文章陆续发表在几十家报刊上。
　　2001年，作为教学副校长担任学校国家级课题负责人，我选定的课题是《素质型学习方法指导》。在课题实验的四年里，我一直立足课堂教学搞课题实验，把课题研究渗透到常规教研活动中。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认识到，教师不仅要“鸳鸯绣出从教看”，更要“善把金针度与人”。教学生学会学习成为我一以贯之的追求。
　　人们常说教书是份清闲的职业，可只有真正站在讲台上的人才知道其中的滋味。一年又一年，我目送一届届学生走出校门。初三的学生格外不同——他们站在童年的尾巴上，半只脚已经踏入成人的世界。我在教他们知识的同时，也教他们如何面对生活。
　　教材换了一版又一版，教学方法也花样翻新。多媒体教学、翻转课堂、核心素养……新名词层出不穷，而语文终究是在语言文字运用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我渐渐明白，教书不是表演，不是灌输，而是在少年心中播下一粒种子。
　　2022年5月，我退休那天，学校开了欢送会。收拾办公室时，我翻出厚厚一沓毕业照，那些年轻的脸庞在照片上凝固成永恒。我将它们整齐地码进纸箱，忽然觉得自己的青春也被一并打包。
　　赋闲在家的日子我很不习惯。我习惯了清晨6点起床，习惯了备课到深夜，忽然没了这些，反倒手足无措。
　　今年暑期，我到武汉光谷为明实验学校应聘，有幸进入初中部任语文教师。新学校的学生与从前大不相同。他们熟练操作各种电子设备，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却更加浮躁。一次讲《背影》时，我在动情处几欲落泪，抬头却见几个学生在偷笑。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隔阂。
　　我终究还是摸索出了门道。用他们喜欢的短视频方式导入课文，用网络热点引发讨论，甚至学着在课堂上穿插几个流行梗。
　　最近在教《岳阳楼记》，讲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一个学生举手问：“老师，您教了一辈子书什么时候最快乐？”
　　我望向窗外，高楼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想起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紧张，想起无数个批改作业的深夜。粉笔灰染白我的鬓角，学生的笑脸也照亮了我的年华。
　　“就是现在。”我回答，“每一次站在讲台上，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