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许多人知道王守觉是我国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技术奠基人之一，他领导的科研团队为“两弹一星”研制、国防事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然而，鲜少人了解，在科研生涯“下半场”的30多年中，他一直都远离“舒适圈”，专挑“国际上没有成熟的领域”寻求创新、追求引领，致力于摆脱“洋拐棍”，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
　 刻苦钻研，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在学术生涯的前 30多年里，王守觉将自己善于学习、勤于钻研、敢于实践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他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只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并亲自下厂制备用于批量生产的设备，保障了其在我国第二代电子计算机中的应用；他利用硅平面工艺制成我国第一只硅平面工艺晶体管，为我国研制应用于“两弹一星”的微型计算机铺平了道路；他还提出一种新的高速集成逻辑电路“多元逻辑电路”，大幅提高了电路运算速度，比日本最早发表的集成模糊逻辑电路论文还早两年……
　　回顾从大学毕业到年届六旬、卸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以下简称“半导体所”）所长之间的36年工作，王守觉总结说：“这一阶段我主要是按照国家建设计划的要求，跟踪国外半导体电子技术，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此后30年里，从人工神经网络的硬件化实现（神经计算机）、模型与算法研究到仿生模式识别，再到高维仿生信息学、三角形坐标系与计算机图形学，王守觉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偏离国外的通用方向愈来愈远。
　　这些被王守觉称作“第二阶段”的工作，是他一生心系祖国科学事业、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亲身实践。
　　愿做“花匠”，不做观赏家和评论家
　　1995年，王守觉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台神经计算机，并开展相关理论和应用研究。“今天看来，王先生是国内最早一批真正做人工智能研究的人。”王守觉的学生、半导体所研究员李卫军说。
　　“有了神经计算机后，王先生就想着拿它做点什么。”李卫军说，开始是用它研究图像处理，做人脸识别、手指静脉识别等图像和视频分析方面的工作，后来逐渐涉猎仿生模式识别领域；在仿生模式识别基础上，发现很多信息其实可以对应高维空间上的一个点或者一些分布，于是又发展出高维空间点分布分析与模式识别、高维仿生信息学等一系列工作。

　王守觉（右二）和学生们在实验室工作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沿着这些方向发展新科技。”李卫军说。
　　王守觉投身“第二阶段”工作30年，相继提出仿生模式识别和更为广义的高维仿生信息学新基础理论，并在企业与地方的支持下发展了超低数据量（48字节）人脸识别技术及浮动网格的人脸与表情自动生成等实用技术。
　　在科研工作上，他一心求“新”。关于此，王守觉有一套“花匠论”。
　　“从邻居园子里摘一些花插在花瓶里，既美化环境，也能使我们认识更多花种，这是很有必要的。但它不能代替翻耕自己的土地并播下自己的花种。”他说，“我们要从邻居那里取得经验，根据自己土地的情况耕作，长出自己的花，哪怕相对较小和较少一些……我们不做美丽鲜花的观赏家和评论家，愿做平凡而艰苦劳动的花匠，到生产实践中去找我的耕作园地。”
　　1984年，王守觉被派往美国几所大学作学术交流报告，落实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杰出学者互访计划。几次会后，不断有中国人问他：“你在美国待了多少年？在哪所学校念的书？”
　　这让王守觉哭笑不得。他感慨，百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现实，使中国民间和社会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崇洋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
　　“这就对中国摆脱‘洋拐棍’的工作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他说，“我第二阶段这30年来的工作说明了中国人是聪明能干的，任何新领域只要按照实践论和矛盾论所阐明的规律刻苦拼搏，就能在5年左右时间走到学科的最前沿，接近或超过国际上的最高水平。”
　  自学成才的“名门之后”
　　王守觉出身苏州书香名门，家境优渥，家中人才辈出。王守觉是家里的“老幺”。谁料这个最受宠的“老幺”只在小学阶段有持续系统的学习，之后竟差点无学可上。
　　1936年，11岁的王守觉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初中。一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王守觉被迫中断学业。1937年11月，他随年迈的双亲逃难，一路颠沛流离，直到1938年方在昆明落脚。1939年初，王守觉进入昆明天南中学读初三下学期。
　　眼见初中毕业，他却因病住进了医院，只能辍学。身体好转一些后，14岁的王守觉不甘心在家赋闲，就出去打工补贴家用。他养过猪、修过钟表，还自制门锁拿到市场上卖。
　　1942年初的一天，他在昆明街头遇见了一个初中同学。同学行色匆匆，告诉他“还有半年就要考大学了，得抓紧时间”。
　　王守觉内心一阵悸动。
　　他要考大学！但因为初中没能毕业，家里人都不大看好他。王守觉便独自关起门来看书，遇到问题也不愿马上去问家人。他的办法是先做题，实在不会就参照答案，答案看不懂再去翻书、思考。用这个方法，他很快就学完了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但对英语有些犯难。于是他把家里的英文杂志都搜罗出来，遇到生词就查词典，然后把文章背个滚瓜烂熟。
　　他就这样准备了半年。1942年夏天，王守觉想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但因没有高中毕业证，只能报考大专。虽然考上了西南联大的电信专科，但他心有不甘。后来，他如愿考入同济大学电机系。
　　100岁一定要出一本关于养生的书
　　纵览王守觉求学工作的历程，“靠自己”三个字贯穿始终。
　　与王守觉初次见面的人常惊讶于他的博闻强识，这不足为怪，就连熟悉他的人都会被他广博的知识面震惊。在王守觉的学生、半导体所研究员石寅眼中，王守觉十分睿智，有极强的学习能力、超凡的记忆力和自信心。“很多知识是王先生自学的，他很少记笔记，听过、看过就记住了。”石寅说。
　　在同济大学读书时，工学院多个专业的学生同住在一间大宿舍里。王守觉常拿其他专业的教材阅读，外系学生也常和他一起推敲、演算习题。有时土木、测量等其他专业的学生遇到难题，还会向他这个外专业的同学求助。
　　在调入半导体所工作之初，王守觉接到赴苏联科学院学习的任务。在赴苏的短短半年里，他辗转于不同城市的4个研究所，白天虚心请教，晚上消化吸收，很快就对半导体电子学器件的设计、制作和性能测试有了深刻认识。
　　李卫军回忆称，年近九旬时王守觉曾因重病入院，当在医院醒来、发现自己浑身插满管子时，他坚决要拔管回家。所有人万般无奈，只好接他回家安排“后事”。回家后，王守觉自己配药，调养几个月后，病情竟然逐渐好转起来。
　　“大家起初觉得他固执，其实他心中有数。他对西医、中医都很了解，更清楚生命健康运转的规律，尤其是自己的身体。”李卫军觉得，这和王守觉一贯的科学思维是一致的。
　　李卫军还记得，王守觉晚年一直说的一件事是“一定要活到100岁，到时候一定要出一本关于养生的书”。当被问到为什么到100岁才出书时，他回答：“只有活到100岁，你写书讲养生别人才肯相信。”
　　事与愿违，2016年春夏之交，王守觉在苏州住处的台阶上不慎跌倒，从此卧床不起。6月3日，王守觉与世长辞，享年91岁。
　　“很遗憾最终没有看到王先生的养生书。”李卫军说，“但他的科学思想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据《中国科学报》2025年7月7日第1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