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好有机会参加援疆工作。来到新疆吐鲁番后，我直奔慕名已久的坎儿井。
　　坎儿井是中学地理课本上的重要内容，它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与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坎儿井是“井穴”的意思，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时称“井渠”，用维吾尔语说就是“坎儿孜”。
　　坎儿井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丰富的地下水源；二是有一定的坡降；三是有防渗透、防坍塌的土质。这几个条件吐哈盆地都具备。
　　据《史记·河渠书》记载，西汉临晋（今陕西渭南大荔县）郡守庄熊罴（后因避东汉明帝刘庄的名讳，改“庄”为“严”，又省去“罴”字）向汉武帝刘彻上书，恳请开渠引洛水灌田。临晋百姓愿意开挖河渠引洛水灌溉重泉（今陕西渭南蒲城县东南）以东的土地。如渠道修成，便可灌溉一万多顷的盐碱地，得到亩产十石的效益。汉武帝采纳了庄熊罴的建议，公元前120年征发士卒万余人，在洛河下游开渠引水。历时十余载，北洛河流域建成了自流灌溉工程，因施工时挖出恐龙化石，故名“龙首渠”。
　　关中人都了解，要引洛水南下，必须穿越商颜山（今铁镰山），这是横贯关中腹地大荔县正北的一道土垣，东西长约50公里，南北宽约4.9公里。在汉代施工的难度可想而知。
　　最初渠道穿山采用明挖的办法，由于商颜山高四十余丈，均被黄土覆盖，开挖深渠容易塌方，最终采用暗渠。为了穿凿3500米的引水隧洞，劳动人民首创“井渠法”。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当时井渠施工法的技术要领是：“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庄熊罴率人先在山上测出渠道要经过的路线，均匀布设竖井，把长距离的地下渠道分割成多个工程，沿着这条线凿出一眼眼直井；为减少误差，在地下相向开挖，把各井从地下挖通，使之成为一条与地面渠道相连的地下渠道，渠水就从这地下渠道流过山去，到达大荔。
　　隧洞施工中布设的竖井，极大突破了西汉以前隧洞施工两端相向开挖，施工面少，洞内通风、照明困难的桎梏。在渠线中途打竖井，既可增加施工工作面，又能加快施工进度，同时也改善了洞内通风和采光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竖井既是施工通道，又可弃土弃渣，兼顾通风采光，一举三得。
　　龙首渠施工过程中发明的“井渠法”无疑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隧洞施工方法的新创举。龙首渠的成功开凿开创了后代隧洞竖井施工法的先河，建成后因地质灾害、战乱等原因，西汉龙首渠未能持久地发挥效益，但在水利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专家考证，随着汉王朝向西域扩张，大批军士到边疆屯田守边。魏晋时期，为逃避战乱，内地人民大量迁徙到西域从事屯垦，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耕作方法、冶炼技术传入西域，特别是牛耕、铁制农具、水利灌溉技术等。“井渠法”这种井下相通引水的输水技术渐渐传入新疆，发展成为更加复杂、先进的“坎儿井”。
　　坎儿井水源是埋藏在地下深处的地下水，有人说龙首渠就是坎儿井的前身，为坎儿井是中原地区首先发明并传入西域提供了有力佐证。再后来，随着丝绸之路上响起的漫漫驼铃声，“井渠法”逐步传播到中亚、中东及北非干旱地区。
　　从龙首渠到坎儿井，“井渠法”的推广及使用，搭建了中原与西域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