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偶得闲暇，一卷在手，叹之乐之，怡情润心。
　　黄宗江先生曾言：“都说人生有三情：亲情，爱情，友情。还应有一情，曰书情。有此情，三情方充实。”我深以为然。我出身贫困农家，慈母曾笑言往事，说我幼时抓周，家中无笔墨书本，还是父亲从一民办教师那儿借得几样，可我偏偏视而不见……然而，多年之后，我还是与书本结了缘。先是读书，然后教书，直至出书，可谓书缘缱绻。
　　童年时期，我唯一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书是父亲不知从哪里淘来的，页折角卷，惨不忍睹。父亲不看时，我便胡乱翻翻。因书中遍是拟声拟态词，多用儿童化的语言，倍显诙谐幽默，我就东挑西拣地寻些有趣的情节囫囵吞枣地看着玩儿。
　　那本残破的《西游记》若算是剧本，我便是导演兼主演。在庭院大树下，在月下草堆旁，在田头瓜庵边……我充满想象又十分夸张的表演总能赢得一片赞美。就是这本“衣衫褴褛”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华彩。
　　我读中专时，校园内外曾掀起一股“汪国真热”，各类诗集令人眼花缭乱。台湾作家张晓风以一篇简净柔情、细腻温婉的《地毯的那一端》，引发了我的阅读渴望。接下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初雪》《愁乡石》……一篇篇，一页页，安抚着、慰藉着一个青涩懵懂的毛头小子那颗躁动又迷惘的心。那些经典之作始终在我的手边、枕畔散溢着芬芳，让我常读常新，常觉温暖。
　　书读得多了，我便也想自己写些文章。那时我工作并不稳定，便一心想摆脱平庸语言，渴望妙笔生花，并凭此谋一番事业，所以我对钱锺书的《围城》一见倾心，以至手不释卷。即便多年后执教时，我仍常将其带进课堂，给学生们现场剖析。别的不说，谈到修辞，论及比喻，书中可谓俯拾即是。可以说，这座“城”就是用比喻的“砖”砌成的！作家说风俗、道社会、聊爱情、话人生，褒扬贬抑，揶揄嘲讽，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那时以语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凯旋门》和台湾作家方杞的《方杞散文》。《凯旋门》的语言乍看较内敛，但张力十足，貌似平淡，味之则称奇，字里行间感情充沛，蕴含人生哲理，有着 极强的“杀伤力”。而《方杞散文》的语言则纯净无比，充满诗意，且不失诙谐的意蕴，值得细品深思。
　　年岁日增，读书渐丰。图书馆、书店、家中的书房，都成了我的“精神疗养院”。后来，我凭借多年的读书积累与写作经验，顺利走上了教师岗位。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读书和教学，相得益彰，互为补充，阅读使我在工作中少了一些捉襟见肘的尴尬，多了几许游刃有余的从容。
　　读书可悟教学之道，书中能觅育人良方。可以说，能读有所获，思有所得，并向学生们传递正能量，陪他们一起读书、成长，是我此生不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