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章被出成阅读题目，而我并不会做。”近日，青年作家王彤乐发帖称，2023年自己发表在《中学生百科》上的一篇文章《蓝气球和甜月亮》被选为上海市虹口区初二语文期末考试的试题。“看了下题目，感觉都好难，出题老师的理解太深入了。13题的选择题我第一个排除的就是C，结果今天得知正确答案居然就是C。”（6月30日《大河报》）

　　对于一名作家而言，自己的作品能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试卷，无疑是件值得骄傲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外界对作品的肯定。与此同时，不少作家也会遭遇“幸福的烦恼”：明明是依据自己的作品出的考题，自己却答不对，这显然更像一场黑色幽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由文学作品的特点决定的。明代李贽认为作品的价值在于读者的感悟而非作者的本意。任何文本一旦诞生，便脱离了作者的控制，成为读者可自由解读的对象。不同的读者背景、理解水平、社会阅历，都可能让人们对同一篇文学作品产生不同的感悟和认识。
　　另一方面，阅读语境下的文学作品与试卷上的题目有着不同的定位。为满足考试的可操作性和公平性要求，阅卷者不得不制定参考答案和得分点。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将丰富的文学解读压缩成了几条干瘪的“分析要点”。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解读通过考试的反拨作用影响着日常教学，导致课堂上的文本分析越来越趋近于“猜出题人意图”的技巧训练，而非真正的文学鉴赏。当学生习惯性地问“这里作者想表达什么”而非“我能从这里读出什么”时，文学的多元解读空间已被严重压缩。
　　从教育评价的角度看，阅读理解题的设计初衷是考查学生的文本分析能力，但现实中的考题往往沦为对“正确理解”的机械测试。一位参与过试卷命制的教师坦言，设计题目时首先考虑的是“答案能否在文本中找到明确依据”，其次才是“题目能否考查高阶思维能力”。这种本末倒置的命题逻辑，导致阅读题越来越倾向于考查细节理解和信息提取，而非真正的文学鉴赏。既然考试如此导向，课堂上的文本分析自然难以深入。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重建语文教育的评价体系。首先要打破答案的绝对权威，建立开放包容的评分标准。2023年上海高考语文卷中，作文题首次引入“开放式评分”机制，允许考生在合理范围内自圆其说，这种改革尝试值得推广。其次要改革命题思路，从考查“知识点”转向考查“思维力”。与其追问“这句话用了什么修辞”，不如设置“如果你是作者，接下来会如何续写”这类开放性题目。最后要重构教学范式，将经典阅读转化为思维训练的场域，引导学生在文本细读中培养批判性思维，在观点碰撞中锤炼独立思考能力。
　　事实上，命题者在命题时若能与文章原作者沟通，或许能减少对文学作品的误读。但更深层次的改革，在于让语文教育回归“人”的维度。文学不是考题的生产线，而是滋养精神的沃土。当教师不再执着于“参考答案”，当学生敢于说出“我与作者理解不同”，当课堂充满对文本的真诚对话而非技巧揣摩，语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王彤乐的“不会做题”不应成为嘲笑的对象，而应成为反思语文教育价值的契机。若将丰富多元的文学体验压缩为标准化考试中的固定答案，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几道题目的灵活性，更是对文学的敬畏与热爱。当语文教育能够平衡考试公平与文学本质，当课堂既能培养应试能力又能呵护审美体验，我们才能说这样的教育真正配得上汉语的博大精深。毕竟，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会做题的“考试机器”，而是培育有温度、有思想、有创造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