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新虹
　　翻开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重温这本凝结着他一生教学理念的专著，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近代杰出人民教育家的思想精华，还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文明对话。他的文字朴实无华，却掷地有声；他引用的事例虽源于彼时的乡野实践，但观点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直指教育困境的核心。
　　这位我们熟知的教育家，曾因崇尚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而改名“知行”。留学归来后，他毅然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换上布衣走向乡村。在深入教育基层实践后，他对教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将名字改为“行知”。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的“大事”便是教育。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立足中国国情，勇于实践，创造性地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为中国教育开创了崭新局面。
　　面对“如何培养孩子适应未来社会”这一问题，陶行知早在1930年便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活即教育”，与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区分开来。他主张教育应完全融入生活实践，而非局限于学校围墙之内。他反复强调：“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
　　陶行知认为，“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是马虎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生活是活的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
　　教育的本质，在陶行知看来，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坚决反对“用死的书本”和“以分数定高下”，认为真正的教育应如呼吸般自然，存在于“健康、劳动、科学、艺术、改造社会”等鲜活的生活实践中。
　　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连的，是“社会即学校”。陶行知极具先见性地指出：“整个社会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范围。”他精辟地比喻道：“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他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
　　他强调，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要先能做到“生活即教育”，然后才能讲到“教育即生活”。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育实践的又一重要支柱。其核心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换言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这不仅是一种教育法，更是一种生活法。他通过生动的案例，在生活与教育间架起桥梁，将朴素的生活智慧转化为教育真谛，深刻揭示了实践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他强调教育绝非教室与课本的禁锢，而是教学、学习和实践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整体。
　　重读《生活即教育》，我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不仅是一部教育理论的经典，还是一盏穿越时空的明灯。在如今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对人才需求发生深刻变革之际，陶行知先生的思想犹如一泓清泉，涤荡着浮躁与迷茫。它指引我们回归教育本真——源于生活，回归生活；它呼唤我们打破藩篱，让学校与社会血脉相连；它更激励每一位教育者、每一位父母，从“坐而论道”转向“起而行之”，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践行“教学做合一”的真谛，播下求真做人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