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那日，老槐树的枝条抽得格外长。弟弟蹲在门槛上剥青豆，竹筛里的豆子滚得东一颗西一颗，像散落满天的星星。父亲在廊檐下劈柴，斧头砸在木桩上，震得窗棂嗡嗡响。
　　“考去城里的凤凰，偏要回草窝里打滚。”最后一截树根被劈成两半后，父亲“当啷”一声把斧头扔进竹筐。弟弟的手顿了顿，青豆荚裂开细小的缝，渗出青绿色的汁液。
　　我知道父亲的心结。四十年前他扛着铺盖卷走出村口时，正是槐花落尽的时节。泥墙根下的破瓦罐里积着雨水，倒映出他补丁摞补丁的裤脚。后来他在建筑队搬水泥，脊梁骨被钢筋压得变了形，却硬是供我们兄弟俩上了大学。弟弟考上省农大那日，父亲把珍藏的酒挖了出来，在祖母的遗像前浇了半盅。
　　弟弟的驻村通知单是开春时寄来的。拆开信封，父亲盯着“驻村”两个字，喉结上下滚动，终究没吐出半个字。灶膛里的火苗正舔着铁锅底，爆出几粒火星子。
　　弟弟还是背着帆布包住到了村委。包带儿上别着母亲给他的栀子花胸针，镀银的花托已经发黑。我追到村口渡船的码头，看见他白衬衫口袋里露出蓝皮笔记本的一角，那是他大学四年的调研记录。摆渡的老张头叼着烟斗笑着说：“状元郎返乡，咱们村要转运喽。”
　　父亲三个月没和弟弟说话。每天清晨，他照例去后山砍柴，却在岔路口故意绕开村委办公楼。直到立夏那天，暴雨冲垮了西坡的排水渠，弟弟带着人连夜抢修，天亮时被滚落的石块擦伤了腿。我在卫生所给弟弟换药，揭开纱布一看，他小腿上暗红色的血痂，像一片干枯的枫叶。父亲突然推门进来，拎着煨好的黑鱼汤，陶罐外壁还凝着水珠。“给，你母亲炖的，我当年修水库也擦伤了腿，她说喝这个管用。”他把陶罐往床头柜上一放，转身就走，门框上挂着的艾草帘子上透出了他斑驳的背影。
　　深秋时节，弟弟张罗的蔬菜大棚初见雏形。钢架在阳光下闪着银灿灿的光，远看就像落在田垄上的一弯月牙。那天我赶集时碰见卖山货的王婶，她的竹篮里装着新摘的“八月炸”。“书记帮咱们注册了商标，这野果子都能穿上‘二维码衣裳’了。”王婶笑得合不拢嘴。
　　冬至前夜，弟弟抱回来一个纸箱，里面全是村民送的虎头鞋。“五保户”孙奶奶用红丝线在鞋帮上绣了“平安”二字，针脚歪歪扭扭的，像喇叭花的藤蔓。父亲蹲在火塘边烤糍粑，忽然说：“村东老杨家的孙女考上县中了。”火光照亮他鬓角的白发，那些曾经硬挺的发茬，不知何时变得像蒲公英绒毛般柔软。
　　开春后，弟弟更忙了。他带着测绘队重新规划灌溉渠，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每块田的酸碱度。那天我在油菜花田里找到他，金黄的浪涛中浮动着草帽的圆顶。他正教孩子们用手机延时摄影：“等公路修通了，咱们把花海照片做成明信片。”
　　父亲开始偷偷往村委送饭。有时是装在保温桶里的槐花饭，有时是裹着荷叶的粉蒸肉。那天我撞见他在宣传栏前驻足，玻璃橱窗里贴着弟弟获得的荣誉证书，右下角有张老照片——母亲穿着碎花衫，站在结满青柿的树下笑。
　　惊蛰那天，挖掘机终于开进了村。弟弟站在老槐树下指挥施工队，胸前别着的党员徽章在阳光下晃啊晃。父亲拎着暖水瓶给工人们添水，听见有人喊他“老书记”，耳根子竟泛起红晕。当暮色四合时，家家户户升起的炊烟，和晚霞缠成淡紫色的纱。
　　前天收到弟弟的短信，说要在村口的河滩建湿地公园。我回到村里时，看见父亲正蹲在码头补渔网。春汛期间，河水漫过青石板，倒映着他佝偻的身影。弟弟的白衬衫在风里鼓成帆，他正和设计院的人在图纸上比画着什么，指尖划过的地方，仿佛已经长出摇曳的芦苇，飞出悠闲的白鹭。
　　祖母坟前的野山樱今年开得特别早，父亲破天荒同意移栽两株到村委大院，弟弟培土时，他站在三米外指挥：“往左些，光照好。”花瓣落在他们相似的肩线上，像许多年前那个离别的清晨，母亲撒在弟弟书包里的槐米。